2019年10月20日，来自全国北京、上海、成都等茶业顶级产业专家和传承人茶商汇聚昆明，政府、专家、企业、销售、平台、五位为一体，共同构架国内领先的产业联盟。
会中，将有来自国内茶产地的代表及行业导师出席。
会上，将举行中国非遗传承茶产业联盟授牌仪式、中国非遗茶艺传承人、中国非遗茶艺师、中国非遗《故宫龙茶》国礼评选《一带一路中国茶推介项目》《茶商新品介绍发布》等系列活动。
会后，北京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将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几十家主流媒体、几百家自媒体、几千个全国协会联盟、上万家平台，报道会议内容，扩大影响力，扶持全国更多的中小企业和茶农走向全国，提高销售提升知名度，形成“互相成交，互相投资，互相交易，互相帮助”的共同体。
中国非遗茶经历史
中国非遗“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禅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之一。南宋开庆年间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中国非遗茶文化茶艺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
中国非遗茶文化核心
中国非遗茶文化的核心是茶艺。“茶艺”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代茶人对中国茶艺作了初创和开端，“艺”与“茶”发生联姻；宋代茶人则进一步完备及系统地阐述，饮茶风气日盛，“艺”与烹茶、饮茶联系在一起；明代创制紫砂壶与普及清饮法，加之清代雍正时期乌龙茶的产生，催生了风格最独特、影响最大、世界流行最广的“功夫茶”。
中国非遗茶文化定义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艺术。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中国非遗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三不点”为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洁是为一不景色不好为一不品茶者缺乏教养举止粗鲁又为一不共为三不。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不作艺术的品饮以免败兴。
中国非遗品茶内涵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二十一个方面。
中国非遗茶学体系
中国非遗茶史学茶的起源发现和利用茶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特点及表现形式。中国非遗茶文化社会学茶文化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对茶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各阶层与茶文化关系。
中国非遗饮茶民俗学历史和现代各个地区和民族城市和农村饮茶习俗。
中国非遗茶的美学成品茶外形设计、名茶取名、茶包装设计及宣传广告等。
中国非遗茶文化交流学国际国内研讨、茶文化展示、茶艺表演、少儿茶艺、茶叶历史文化博览及茶事旅游。
中国非遗茶文化功能学茶文化资源、特性、历史茶文化和新时期茶文化、茶文化功能、茶文化对现代社会及精神文明建设作用等。
中国非遗茶文学通过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茶文化的文学形式。
中国非遗茶茗特性
【历史性】
中国非遗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社会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
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
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中国非遗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中国非遗茶文化融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非遗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中国非遗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普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度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受中国的影响。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这正是北京国际茶城的成立宗旨。
【中国非遗茶艺技艺传承】
以茶表礼仪，以茶示敬意
以茶修身息，以茶养心气
巍巍中华史，壮哉五千年，中国非遗茶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中国茶道文化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人体科学，涵盖艺术、哲学、养生，是内容广泛的大文化圈，其宗旨不离修身养德，传统文化教育更是以树德育人为目的。此次茶道师资培训高标准、严要求，课程精心打造，面向茶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及工作者招生，广泛培养中国茶道文化师资人才，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国高校及中小学教育中，在全国高校及中小学形成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体系；让中国茶文化艺术工作者从茶艺提升到茶道，起到修身养性之作用。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道文化的发源地，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大唐、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中国茶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和重要传承载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是中国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形象代言。当下，国家文化繁荣发展，茶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其独有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中国茶道后继人才的培养，是保护、传承、发展和弘扬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加强茶道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茶道文化教职人员的业务素质、综合素质，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和积极性，是推动茶道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的迫切需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国家版权机构北京国优文化艺术中心作全国文化艺术人才培训、考评、规范、管理部门，有责任把优秀的茶艺人才选拔出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我国文化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中国非遗茶艺师作为茶文化的传播者，具有温馨且富有品味的职业。一名优秀的茶艺师对茶的理解，不仅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之上，也对茶文化的精神有着充分的了解。“茶艺师”作为商业部门职业教育培训课程，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01年3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标准》。茶艺师被列为各大城市紧缺工种，高级以上的茶艺师人才也被列为紧缺人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茶道文化师资人才，全面提升我国茶道文化从业者的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国家版权机构北京国优文化艺术中心经国家版权局批准开展中国非物质文化茶艺技艺传承项目和“非遗传统技艺茶艺（道）师师资研修”培训项目，完成课程学习且考试合格者，将获颁国家版权认证的《中国非遗茶艺传承人资格证书》和《茶艺（道）师资格证书》和茶艺（道）师合作单位授权书。
【主题】
九侯普洱茶——首届中国非遗茶产业联盟暨茶文化发展高峰论坛
【主办方】
中国非遗茶艺传承人评价委员会
中国非遗茶艺师测评委员会
【承办方】
北京国优文化中心
昆明雄达茶城 康乐茶文化城
【协办方】
山东日照绿茶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盛世茶马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新嗏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云南古诏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小佛腊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三然居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茶叶电子商务协会
普洱茶吧网
国茶网
茶中网
【冠名方】
云南九侯茶业有限公司
【时间】
2019年10月20日，8：30——17：30
【地点】
上午：雄达茶城2号门3楼芒嘎拉古茶文化传播生活馆
下午：康乐茶文化城12栋-1
【特邀嘉宾】
李默然：中国非遗茶产业联盟理事会主席、中国非遗传承人评价中心主任
华浩亮：中国非遗传承技艺测评中心主任、中国书画名家理事会副理事长
李优娜：北京国优文化艺术中心法人、中国非遗《故宫龙茶》国礼品牌主任
孙景文：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汉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魅力华夏》大型活动组委会副秘书长
魏晓坤：山水画家
（图文来源：新茶媒，作者：刀哥。）
摘要：
“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茶是无论在中国的起源，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传播，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
关键词：茶;物质文化;朝贡体系;农耕与游牧
茶，为今天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费网络遍布全球。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种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带嗜瘾性的大众饮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东方(oriental)、中国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义的属性。野生茶树(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丛林中被发现。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中国人将这些野生茶树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并进行培植，从而将这种野生植物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坚硬的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亚高原和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沸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
然而，无论是从神秘主义的东方还是实用主义的西方来看，无论是“tea-derived”还是“cha-derived”发音的国家，今天的“茶”无疑都代指的是一种饮品，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印痕和辗转的语义变迁已逐渐被人遗忘。若我们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就会发现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过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语境中经过意义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结果。
一、茶之名：对“茶”的名物考证
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瑞典科学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拉丁学名订为Th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国”的意思。这是因为野生山茶最早发端于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
“茶”在古代最早写作“荼”，明朝杨慎对此进行了梳理总结：“荼即古茶字也。《周礼》纪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茶陵。颜师古、陆德明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遂以荼为茶。”一般认为，“茶”字的称呼与书写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这之前，从“荼”到“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陆羽在《茶经》中考据了“茶”字的“字”与“名”的问题，如下：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木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荼、槚、蔎、茗、荈为上古时期茶的名称，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却与今天的“茶”相去甚远。“荼”在《辞海》中有四种解释：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据史料查证，“荼”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邶风·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芥。”《幽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两处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对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则是一种谈不上味美却是农人赖以为生的食物来源。农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芦，九月拣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开锅。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形而下的感官体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判断的隐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别以“荼”与“荠”喻小人与君子。另《诗·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芦之类的白花，用来比喻众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样。这大概是上古时期不多见的关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与“茶”相通最早出现在《尔雅》里，称“损，苦荼”。从后世几本重要的对《尔雅》进行注释的典籍中，可见荼最早发端于西南山区(蜀)。《尔雅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正义》曰：“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埠苍》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加反，茗之类……”“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茗饮尚矣……荈、茗，其实一也。”《尔雅义疏》曰：“掼与梗同。荼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按，今茶字古作荼”。
从以上对“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荼”到“茶”的一个发展脉络：一是“荼”是蜀人对茶的称呼，很有可能最早发源于蜀。这也从史料上印证了茶学界通过实地科考判定的中国西南山麓为茶的起源地的说法。二是“荼”与“茗”之间有细微区别：以采摘时间为标准，早上采摘的称为“荼”，晚上采摘的称为“茗”。但东汉许慎据老嫩程度进行区分，称芽茶为“茗”。《魏王花木志》也将“荼”的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约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响。三是“荼”与“茗”乃同物异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称。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对茶的药理性价值的认识与再发现
“茶”最早是以其药理价值而为人认知和接受的。《说文解字》对“药”的解释为“能够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语中，西方药(Medicine)的语源是“治疗技术”。东方是草，西方是技术，语源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第一本医药著作《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见，早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在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关于茶的文献：一为杜育的《荈赋》，一为《桐君采药录》。《荈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最终以茶具有“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效为结尾。《桐君采药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药学专书。其中，茶与麦门东、檀药、大皂李、瓜芦木、当归、辛细、知母、虎掌、人参、丹参、房葵、委萎等中草药并列，在“苦菜”条目下详细阐释了其生长特点及药性，并特别强调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苦菜、茗、真茶、瓜木芦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异而形成的各种茶的“别名”，但大致可视为同一种植物。如“东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各类中草药的记载一般是按照其名称、别名、性味、产地、生长情况、外部形态、采集时间、加工情况、药物畏恶等程序来编写，既有系统，又合乎科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类”。唐朝陆羽《茶经》大致也是按照这种医书的写作手法来记载“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南朝梁陶弘景在编纂《神农本草经集注》时，将茶收录进了菜部上品苦菜条下。唐代再次修改编纂本草时，一方面在菜部对于陶弘景的错误做了纠正，另一方面在木部为茶设置了独立条目。《新修本草》总结道：“茗，苦，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了饮茶不当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瘾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6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6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列出了12种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瘘疮”治“伤暑”“能诵无忘”等效用。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不独为中国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茶的神奇药效也被普遍颂扬：冈仓天心认为“茶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不仅仅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荣西禅师更专门撰文讨论“吃茶”与“养生”之间的关系，他称赞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而茶之所有具有这种神奇功效，其理论依据在于茶能“安心”。因为“心脏是五脏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位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
此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法门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为“茶最早为药用”提供了物质证据。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专门用于碎茶的鎏金银碾槽及银碾轴，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几乎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无异，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茶经》中记载的称量茶的器具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称量药的器具。日本镰仓时代期末，在店门前和街角，出现了“一服茶一钱”的卖茶方式。其是指茶作为药“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钱，也就是按照用药的剂量和称量方式来卖茶。
从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来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药效和有益健康而为欧洲人所认知。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因为其苦涩的味道及其所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被认为是一种药饮。但与中国人将茶本身视为一种药不同，西方人是通过“茶能净化水，而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这一逻辑建构茶的药理价值的。
茶叶、咖啡和可可可谓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几种饮料，实际上它们都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的消费文化中，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些饮品毫无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发现”与流行是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而实现的。茶叶被西方人所“发现”和“认知”，也跟西方的园艺学、植物学、医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之前，它们在各自的原产国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消费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发现”是西方人将茶叶、咖啡、可可等植物从各种“有毒”的植物中区分看来，而通过科学知识“证明”茶叶等饮品是能够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等，由此促进了茶叶在西方被大量消费。
对西方文献中的“茶”进行梳理，可见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国人对于茶的认识。目前的西方文献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说，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转述了中国人对茶的药性的利用：“空腹饮用一两杯茶汤，能缓解发烧、头痛、胃痛、关节痛，茶应该趁热喝，越热越好。”1598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航海家和地理学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东印度的见闻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纪，有关茶的论著迅速增加，1638年，31岁的荷兰医生科内利斯·邦特克用荷兰语撰写了面对大众的《茶——优异的草药》，对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响。此书第一部分的序言着重论述了“饮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于茶的担心、怀疑、错误认识”逐一加以驳斥、解释;第三部分按照身体部位讲“茶的效用”。最后是本书的主体“茶”，列出诸如茶是什么、应该怎样饮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质、适合于茶的水、可否长时间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叶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并遍及许多人，这正好是由水传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们死亡主要原因的时间点相契合。用煮沸的水来泡茶可以杀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细菌，它为大众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自英国16世纪开始对红茶推崇倍至并将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锡兰以后，欧洲人习惯于在这种红色液体中加奶加糖再进行饮用。这种饮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属性减弱，而其极富营养、杀菌、廉价却给予人饱足感的实用性特征却大大提升，并在欧洲现代化工业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三、茶之味：“环境—人—物”的互动结果
从生长于山间的植物到杯盏中待人们品饮的茶汤，“茶”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生长周期与极为复杂的加工过程。“茶之味”的“呈现”(present)，是茶树所提供之物质材料(鲜叶)与人工技艺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阳光、朝向、温度、湿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鲜叶质量的关键，而将“鲜叶”转化为“茶叶”则要靠人所持有的“技术”对“物”进行操纵和把握，茶叶的制作实际上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茶青特点的准确定位与处理赖于人们对本土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艺人的“经验世界”，并且这种经验性知识也只能与处于同一社区空间中的群体共享。因此，茶叶制作技艺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属于储藏于茶工身体内的“个体知识”，以身体为技艺之储存载体，不能为外力所转移或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内嵌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被环境所吸纳的，通过建立于共同的物质环境之上的共同经验与感官触觉，只有当地人才能够领会。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品茶实际上是一个指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各自差异性的感受。对于品茶的主体而言，当人们在消费和品评茶的味道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第一阶段是吸收与接受了前人及周围的人对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经验解释——这种“吸收”通过多次饮茶实践已经转化为一种储藏于身体中的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阶段为运用这一套集体性的感官经验与语言逻辑表达个体在品茶时的独特身体感受。就茶这一客体而言，其“香味”的呈现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茶工们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从而使一种自然属性的植物叶子转化成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叶，这是茶味之初现(present)，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过程则更为复杂，包括物质环境、身体器官、话语、市场价值、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适互动。品茶，不仅仅是茶香传达给人体感觉器官的客观化的生物刺激，同时还包括着能动者身体经验通过一套给定的文化图标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这是茶味的再现(represent)，它是真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战争与商贸活动
对茶叶消费的影响
从宗教信仰与茶饮的关系来看，饮茶习俗在中国的兴盛与道教和佛教的推动也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饮茶的兴盛与道教服食丹药寻求精神刺激有关，因饮茶能带来使人精神振奋的直接生理反应，故将茶视为“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药”，而未提及饮茶过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在寺院庙旁、山谷间遍种茶树。此后，饮茶的习俗与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关于茶树的来历，佛教教义系统中甚至有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来建构饮茶与参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传说故事中，佛祖菩提达摩禅定时竟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而此后参禅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饮用这达摩眼皮化生的茶树制成的茶饮，并由此建构起“禅茶一味”的佛家饮茶哲学。
在医药治疗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上古时期，具有治疗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视为珍品。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35年)就有将茶叶作为供品的记载。据《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叶产量增加，茶的作用开始由祭品向食品过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过渡。《晏子春秋》说：“婴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可见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发展到既是极品又是菜食了。三国魏华佗《食论》说：“苦茗久食，益思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隋唐两代，茶叶逐渐从社会上层社交饮料和方外思禅之物转变为大众饮品，为社会广泛接受，茶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凸现。西汉以降，国内茶业市场不断壮大，茶商人数随之不断增长。茶叶贸易的兴盛始于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规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骤强，茶商的人数、资本和活动区域大大扩张。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镇)就是当时国内茶商汇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长途贩运的茶商。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茶叶在唐代被列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征收茶税，从此茶税成为唐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想来颇似今天烟草的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看，茶树的自然习性决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长于南纬33°以北和北纬49°以南的地区。在中国，茶树最早发源于西南山区，制茶技术、饮茶习俗也最先发端兴盛于南方经济较繁荣地区。唐朝以前茶饮习俗的这种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也表现为族群空间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在传统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围绕着“十五寸雨量线”，南北方的对抗持续了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卫青、霍去病、李靖等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在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饮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然而，在没有茶树分布的北方，茶叶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却经历了从“水厄”“酪奴”到“仙茗”，从被视之为一种灾难到最终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饮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
《世说新语》载：“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时任司徒长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劝人饮茶。但客人中很多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士族，并不习惯南方的饮茶习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灾了”。从“水厄”一说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饮茶早已成为一种习俗并且有像王濛这样的“茶痴”，但却并不能为从北方迁来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为茶的一种贬称和戏语。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刘缟)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讲的是彭城王元勰讽刺刘缟“为什么不像王侯将相那样喜好山珍海味，却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列出10种茶具)出自：中科绿华绿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爱饮茶之人贬称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书令王肃更为茶戏贬为北方人经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隶——酪奴。《洛阳伽蓝记》云：“(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和北方饮食殊易极大，但南北之间有交融，南方才学之士北上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二是北方人传统饮食为羊肉及奶酪，但此时茶尚未成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饮料;三是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喜欢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因而，王肃的一番以食物对各国势力进行比喻的讨好回答起到了预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赞赏其才思敏捷。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国内茶叶种植的扩大和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茶叶逐渐传入西部和北部边境，调整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酪奴”“水厄”转而变成了“仙茗”。边境游牧民族长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能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因此，中原汉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却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不可能种植及加工茶叶，因而必须依靠从南方生产的茶叶。另一方面，自战国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骑射后，灵活机动的骑兵开始在战场上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马匹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要想与北方游牧族群的骑兵部队相抗衡就必须获得马匹。但是对汉人政权而言，马匹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资却多产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南北双方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茶马互市制度。“茶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业贸易成为唐朝廷充实边防，“以茶制边”的重要物资。两宋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辽、金、西夏战事频仍，军队对马匹的需要更为迫切，以茶易马成为关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务，故宋设茶马司专司其职。据记载，宋代每年与边境民族易马达两万匹。蒙元政权统治中原时期，原本出于军事需要的茶马贸易暂时中断。明代，蒙古政权虽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势力仍然强大且当时西北诸蕃尚多观望的情况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复茶马贸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茶马司，并参唐宋茶法，制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贡茶。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贡茶则上供同也。”可见，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马互市的重心所在。
结语
茶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无一不是茶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接纳茶叶的各社会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代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物资。宗教、战争与近代商贸活动对今天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民俗学论坛》，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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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绿 茶
绿茶，是中国的主要茶类之一，是指采取茶树的新叶或芽，未经发酵，经杀青、整形、烘干等工艺而制作的饮品。绿茶是我国最早创制的茶类。
蒸青绿茶工艺脱胎于唐时开始出现“蒸青团茶”的制法。到了宋代，蒸青团茶又发展为蒸青散茶。元代时，蒸青散茶制法更为精细，在加工过程中，通常按芽叶老嫩分别进行制作，元代王祯《农书》第一次提到蒸青之后趁热揉之，现代意义的蒸青绿茶工艺趋于成熟。
绿茶炒青制法的精细工艺是在明代形成的。关于炒青绿茶制作方法，虽有唐代“旋摘旋炒”的记载，但炒青绿茶的制法起源于12世纪末，在明代形成。利用干热来发挥茶叶的香味，从此绿茶品质有了更大提高。精细的炒青工艺在明代顾元庆《茶谱》、许次纾《茶疏》中都有评述。这种炒青加工工艺，一直沿袭至今。
02
黄 茶
现行黄茶的全套生产工艺，约于公元1570年前后形成。
关于黄茶起源，据史料推测，它在公元七世纪就已有生产了。但当时黄茶不同于现在我们说的黄茶，它是由一种自然发黄的黄芽茶树品种的芽叶制成的。如在唐朝享有盛名的安徽寿州黄茶和作为贡茶的四川蒙顶黄芽，都因芽叶自然发黄而得名。
而现在所说的黄茶类，是指经过改进，在绿茶制作程序中加入“闷黄”工艺逐渐演变而来的。在绿茶炒青制造实践中，鲜叶杀青后若不及时揉捻，或揉捻后不及时烘干或炒干，堆积过久，都会变黄;炒青杀青温度低，蒸青杀青时间过长，也都会发黄。所以在炒制绿茶的实践中，就会有意或许无意地发明出了黄茶类茶。这一全套生产工艺，是在公元1570年前后形成的。如黄茶类中产量最高的条形黄茶之一黄大茶，即创制于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距今己有四百多年历史。
03
黑 茶
黑茶当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制造的，比黄茶为迟。
“黑茶”两字在宋神宗熙宁年代(公元1068-1077年)就出现了，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御史陈讲奏疏：“以商茶低伪，征悉黑茶……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明会典》亦有载：“穆宗朱载垕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令买茶中马事宜……收买真细好茶，勿分黑黄正附，一例蒸晒……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篦。”但16世纪以前的这些记载中的“黑茶”是指由绿毛茶经过加工作色得来的，与我们现在所说“黑茶”(青砖茶、普洱茶、安化黑茶、六堡茶等)不同。
湖南黑茶产地始于安化，安化黑毛茶创制于16世纪末期，制造上经杀青、揉捻后再渥堆，而后再烘干;云南普洱熟茶，要经过杀青、揉捻、晒干制成晒干毛茶，而后再经适度潮水渥堆、晒干等工艺程序，加工技术已经相当复杂，当于黄茶之后。
04
红 茶
“红茶”一名，始见于明代刘基所撰《多能鄙事》一书(15-16世纪间)，陈椽《茶业通史》有述，葡萄牙人科鲁兹神甫于1556年到达中国，1560年左右回国后著书中有言：“凡上等人家皆以茶敬客。此物味略苦，呈红色。”呈红色即指红茶汤。可见1560年以前，就有红茶了。
1607年荷兰东印度海船首次运销欧洲的红茶就是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星村生产的小种红茶。故可结：福建武夷山首创小种红茶，时间是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之间。
首先创制的是小种红茶，由炒青发展而来。日晒代替杀青，当是在炒青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揉捻后发现叶色变红更快，于是逐渐认识了变色的规律。后在揉捻结束堆放片刻，使其发红更明显，质的变化更大，而后炒和烘，则色香味完全改变。
工夫红茶是在小种红茶基础上演变而来，清朝董天工《武夷山志》(公元1751年)载有小种和工夫的茶名。小种红茶是鲜叶加工复杂，毛茶加工简单;工夫红茶则相反，简化鲜叶加工，毛茶加工大下工夫，所以叫工夫红茶。
05
白 茶
“白茶”一词，有多重含义。现在我们所说白茶一般是以“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为加工工艺，不揉不炒。成茶外表满披白毫呈白色，约起源于明代中期，清嘉庆年间(1792-1821年)开始其工艺不断发展，咸丰年间(1851-1861年)得以正式形成。
据宋子安在公元1064年前后所著的《东溪试茶录》中记述，白茶宋代已有，但是当时白茶是指由一种叫白茶茶树品种制成的白茶，其制法与绿茶制法大体相同，并蒸压成团茶。直到明代，以“日晒”为主的白茶制作方法开始出现。明代田艺蘅所著《煮泉小品》(公元1554年)中有载：“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这就类似于现代白茶的加工工艺中“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
据《福建地方志》和茶叶专家张天福《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白茶早先由福鼎创制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是以“福鼎菜茶”的壮芽为原料，制成银针，但芽头瘦小白毫不显。约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福鼎选育出大白茶茶树良种后，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开始以大白茶芽制银针，称白毫银针。白牡丹继白毫银针之后，最早创制于建阳水吉，后传入政和、福鼎。公元1922年，政和开始创制白牡丹。而陈椽在《茶业通史》根据相关史料认为，白茶是在19世纪50--60年代创制的。
06
青 茶
青茶又称乌龙茶，其种类繁多，制法差异很大，故关于青茶的起源，学术界尚有争议。
程启坤等(2004年)认为，武夷茶的加工工艺，在《王草堂茶说》中有详细的记载：“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武夷炒焙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此著作成书于清代前期(注：确切年代不可考，一般认为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此武夷茶这种独特工艺的形成，在此时间之前。茶学专家陈椽有考，安溪青茶是福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创制的，乌龙青茶是在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开始生产的。
青茶制法是从绿茶结合红茶发展而来，先日光萎凋而后炒青、揉捻及烘干。当时工夫红茶品质下降，绿茶遭到印度红茶冲击，销路都不好，影响人民的生活，这就推动了制茶技术的革新，青茶随之出现。
炒青绿茶、黑茶、黄茶、白茶、红茶以及青茶，基本都是在明清两代创造、发展起来的。六大茶类，制法和品质虽各有不同，但是彼此有联系，从量变到质变，不会一蹴而就。从炒青绿茶发展到各色茶类的时间上的顺序如何，也未看到确切记述。
综上所述，六大茶类成熟加工工艺出现顺序当为：绿→黄→黑→红→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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