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环境

本次论坛由《世界茶业蓝皮书》编委会、福建省茶业学会、中智科学技术研究评价中心编辑部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等共同主办。2022年11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揭晓，“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上榜。此次论坛旨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新时代中国茶文化与环境哲学”的鲜明主题，探讨三茶统筹发展进程的中国茶文化传播发展之意义，阐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茶文化与环境哲学之深度关联等议题。

论坛由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教授主持，周老师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与由衷谢意。福建茶叶学会名誉会长冯廷佺先生发表重要讲话，首先对于本次论坛召开表示祝贺，同时强调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茶产业与茶科技推动乡村振兴及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指出茶叶高质量发展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是相互影响、彼此并进的。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做了关于“茶文明、茶文化与茶智慧”的重要发言，提出茶叶作为文化精神载体，可以连接普通民众的生活，上接天地之道，下通人间底气，也可以贯通世界文化传播助力，推动每个人的精神家园建设，相信中国茶文化能全面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广西大学杨通进教授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中的茶文化与绿色农业”为题认为，茶叶与咖啡的生态保护的对比中可提炼茶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可以借力中国茶文化推动和平价值的传播，实现多面向的国际传播，国家政府指导助力提高茶叶高质量及其多样性适应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式发展。

北京大学徐春教授强调将茶与哲思联系在一起，诠释了天人合一境界中养心、养性与养老的观点，重点突出养心，实现身心合一。西南大学孙道进教授、厦门大学徐朝旭教授围绕环境哲学、以禅解茶等主题做了重要发言。孙道进教授以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角度入手，从生态、生产和生活三方面提出了立足于福建的茶文化、茶科技和茶产业的融合发展。徐朝旭教授从禅解茶，解说禅文化融入茶哲学的一种新的方式。

曹顺仙、周玉璠、陆尧、王合忠几位教授专家分别从“水伦理视域下的中国茶文化——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维度”、“让茶文化和环境哲学融入《世茶蓝皮书》”、“茶产品绿色消费浅说”、“大运河与茶文化传播”几个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从各个方面分别阐述阐释茶文化的发展。曹顺仙教授强调了在水伦理视域下水成为茶的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提出了在和合文化中一种茶哲学、水哲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以及如何重构茶-水-人和谐共生的行为规范，实现创新中国茶文化研究方法上论述。周玉璠先生从世界茶业蓝皮书编纂工作的意义、将环境哲学与茶文化融汇于世茶蓝皮书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编纂《世界茶业蓝皮书》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三个方面展开发言。陆尧老师主要从茶产品质服务和茶产品绿色消费的量两方面展开论述。指出茶叶质量、茶叶购物或消费场所环境质量、涉茶消费服务质量是茶产品绿色消费三要素。总结认为茶产品绿色消费的质，基础较好，需要一以贯之;量也有基础，需要稳步提升。王合忠先生从大运河的遗产保护出发，阐述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脉络，强调大运河在茶文化传播占有重要地位，为南茶北运提供了重要载体，为统筹大运河文化与茶文化发展提出自身见解。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十分丰富详尽。

来自海南医科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邹庆华教授、路强研究员分别从“茶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茶道中俭德与绿色生活方式的价值选择”等的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邹庆华教授从海南医科大学的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中提出茶文化中所蕴含的“和”文化对于人生命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路强教授提出了一种厚道的生活，同时应用了气氛美学的概念对于克服异化生活提出了更多的思考。

北京工业大学计彤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委会副主任丁宏伟两位专家教授分别从“试论中国传统自然观对世界‘抗疫’的独特价值”、“博物文化与茶文化——非遗视角下茶文化博物馆的展示理念与教育”主题指出茶文化发展，计彤教授从地理学的角度谈茶文化，为茶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视域，提出了空间与地方的双重维度。丁宏伟副主任在发言中强调现代新博物馆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茶文化博物馆在博物教育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生态产业顾问刘灿辉博士围绕“生态哲学价值观指导下的茶产业研究及实践”题目提出了生态哲学是生态文明时代活着的文化的灵魂，是当代的价值观，如何把学者们高深理论通过生态产业作为中介，变成大众自觉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大众社会实践的重要观点。

最后，论坛由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教授做了关于“把握中华茶道所蕴含的哲学内涵”的总结发言，提出从茶叶与环境、味道与茶叶、茶道的哲学以及天地与茶思等四个方面概述中华茶道的哲学内涵。与会专家的发言受到了大家的热烈反响，学术气氛热烈，思想观点好评如潮。

君子爱茶，品之有道。大家一致认为，中国茶文化与环境哲学的融合蕴含着丰厚博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2022世界茶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研拟出版，相信将更有效的助力中国茶业更高质量的发展及世界茶叶更高境界的协同繁荣。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指出，应不断增强弘扬中国茶文化的政治自觉、非遗转化利用的文化自觉、讲好非遗故事的学术自觉，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文章，以中国茶文化赋能世界茶产业发展，使其更具传播力、生命力、持久力，为推进中国茶文化走出去展现担当、为增强中华茶文明影响力贡献力量。大家认为应深入探讨我国及世界茶业发展与新出路；构筑“一带一路”的茶香通道，大力宣传茶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发展，助力世界环境哲学事业发展，培养融通中华茶道精神的人格健全、有责任心、公德心的社会文化公民。（周毅为 樊亚丽 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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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是说茶作为饮料，发端于神农氏，周公旦作了记载而闻名于天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人都喜欢饮茶。饮茶形成风气，在唐朝达到了鼎盛，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荆州、渝州一带，更是家家户户都饮茶。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展览现场

茶原产于云贵高原，后来顺江而下传入四川。就在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雅集的第二年（永和十年），东晋人常璩完成了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与《越绝书》一起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时，巴国曾经派出军队跟随周武王作战，并参加了在牧野的大决战，为周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就成了周朝的属国。巴国向周王朝进贡，贡品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其中就包括了“茶”。此时巴蜀已成茶业生产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梅维恒、郝也麟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记载，“蜀人制茶在今成都以南100英里（约160公里）的乐山地区”。巴蜀人民对茶的热衷，至今可从成都一带林立的茶馆中得到印证。茶馆各式各样，已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装修古朴优雅，一壶茶，三两朋友，临窗而坐，谈商务，叙友情，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包间里摆着麻将桌，三五好友一边“搬砖”一边品茶；也有的就在公园里，几百只竹椅露天摆成一大片，蔚为壮观，每当太阳好的日子，成都人都会坐满这些竹椅，一边乜眼晒太阳，一边啜饮滚烫的茶水。十多年前，笔者前往成都，与作家麦家等人小聚，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大众露天茶馆的声威，颇感震撼。四川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蒙顶山是有史以来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开始在名山区境内的蒙顶山栽种茶树。唐宋时期是蒙顶山茶的极盛时期，唐玄宗时期蒙顶山茶被列为贡茶。一直到清代，蒙顶山茶一直是给皇宫的贡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收藏着清宫的蒙山茶，还收藏有来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湾茶、灌县细茶、邛州茶砖等贡茶。此外还收藏有普洱茶等来自云南、贵州的贡茶。这些古老的茶叶，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普洱茶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围，使得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一条险途。直到东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周慎靓王时期，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为侯，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从而拥有了天府之国的丰厚特产，有了对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战略优势。伴随着蜀国并入秦国版图，茶文化才由蜀传入秦。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由四川等地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魏国张揖所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荆巴间”，就是四川、湖南、湖北。后面几句，是讲制茶工艺与效用：把茶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如果叶子已老，就用米汤来调和，再制成茶饼。每欲品茗时，先炙烤茶饼，使它变成红色，再捣成碎末，放到瓷器内，以沸水冲开，或者加入葱、姜、橘皮，搅拌后饮用。如果用它来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难以入眠。

三国两晋，茶的芳香开始缭绕在长江下游。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

《茶经》转引晋代卢琳所撰《晋四王起事》的记载说：“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被司马伦幽禁于金墉城，受尽凌辱，被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洛阳时，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献给晋惠帝喝。

瓦盂，就是盛饭菜的土碗，说明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茶具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

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代茶具，有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青釉五盅盘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兰茶、银针茶、梅片贡茶，来自福建的武夷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岩顶花香茶，浙江的龙井茶、阳羡茶、碧螺春茶、灵山茗茶，以及来自江西、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贡茶。这些贡茶虽然均出自清代，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茶叶种植已经由最初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辐射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知茶的人

《茶经》中提到的晋代饮茶者中，刘琨位居第一。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他曾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于常常“共被同寝”，而且都心怀建功立业的理想。一天半夜时分，祖逖闻听荒野鸡鸣，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一起到屋外舞剑练武。从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里，脱胎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典故。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愦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烦闷时，常要依赖好茶来排解，你可为我多置办些。

仙茶

东晋时，陆纳迁太常，徙吏部尚书，谢安常来串门儿，而陆纳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看不过眼，偷摸儿给客人准备了珍馐美馔，他还以为叔父会夸他会来事儿，没想到谢安走后，陆纳把侄子臭骂一顿，说他败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还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可见那时，已经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饮茶已成为精神清洁的象征。

所以，陆羽后来在《茶经》里写道：“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与陆纳同时代的官员桓温也主张厉行节约，做扬州牧时，每次宴请宾客，只摆出七盘茶和果品，再无他物。这事记在《晋书》里。

但在晋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属。杜育是西晋一位天才少年，长大成人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誉有“美丰姿”的雅号，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将军，又任国子祭酒，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他那颗俊美的头颅也在“八王之乱”的刀光剑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时大约只有三十岁，以至于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晋书》里，连个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别人的传记中，才偶尔露个小脸，比如在《刘琨传》中有记：“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与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传》中，苟晞在上表时提到一句“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假若他没有写下《荈赋》，他在历史中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留下了一纸《荈赋》，就彻底地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足以让杜育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称雄于世，让世人无法忽视他伟大的创造力。《荈赋》全文今已不存，只剩下残编断简，存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萧翼赚兰亭图》（摹本，局部）

《荈赋》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完整记述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章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第20页，三联书店2021年版）。有人从这篇短短的文字中总结出八个“第一”：第一次记载茶的种植生长规模；第一次描述高山环境出产好茶；第一次记载采摘秋茶；第一次阐述煮茶的择水；第一次阐述陶瓷茶器宜茶；第一次描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第一次涉及初步茶道思想与茶美学；第一次阐述茶的功用。

这八个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赋》被铭记于史，千秋不朽，因为他是“站在人类茶学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视野之内，再无他人”。

正是有了《荈赋》，人们才把西晋视作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这分明是甘露啊”

西晋以来，中国茶文化悄然开启了它的旅程，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依然是酒，茶还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是说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喜欢饮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来款待客人，然而，那时很多人不习惯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涩寡淡，但王濛却热情无比，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会说“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体会喝茶的厄运了。

蒙山茶

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变得更加不可复识。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茶的命运细若游丝却绵延不绝，饮茶之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上层社会和僧道阶层影响越来越大。陆羽《茶经》从古文献中引了这样一条，“《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之子。他们一起前往八公山，寻访昙济道人。昙济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教徒，“道人”是对修道之人的泛称。昙济道人用茶水来招待他们。刘子尚饮后，说：“这分明是甘露啊，怎么是茶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结果，是“因德治而出现的祥瑞”。西汉贾谊《过秦论》说：“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绝处逢生。”有了甘露，才有万物滋生，才有人世长寿。莫非这超脱尘俗的茶水就是传说中的甘露吗？

南北朝时期，皇帝王公对茶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齐武帝萧赜临死前在遗诏中说：“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在他的灵位上置放杀牲作祭品，只需摆上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就可以了。

精美绝伦的茶具

犹如暴风骤雨之后是晴空丽日，历经三百多年混战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统一和繁荣。三百多年的战争，刺激了这片东亚大陆上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从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黄河边的洛阳，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推行汉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蒋勋：《美的沉思》，第1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邛州茶砖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让中国的河流成为一张彼此交错、可以互相抵达的大网，将曾经破碎的版图，通过漕运经济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物质大流通中，茶文化也获得了向北发展的契机，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鲜事物”一起，出现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这种清淡的饮品逐渐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茶叶市场的大增，带动茶叶生产的大发展。《茶的真实历史》一书中说：“唐中叶以前，蒙山茶因稀而贵，一匹绢丝甚至买不到一斤茶。随着北方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蒙山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数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随处可寻。据说，‘关隘而西，山岭而东’的村民可以数日不食，却不能一日无茶。当地有民谚云：‘一个茶芽七粒米。’茶叶质轻，便于运输，不易变质，是很好的经济作物。”

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世上仅存的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多件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公元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哲学与艺术之饮

在唐朝，酒和诗是那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酒的唐朝，就像没有诗歌的唐朝一样寡然无味。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白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诗歌与酒，那么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才是大唐气象，那么的雄姿英发、洒脱张扬。

珠兰茶

李白与杜甫的相识，就是在洛阳的一次酒局上。那时的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一个没有名气的文艺青年。酒局开始后，没有人介绍杜甫是谁，杜甫只能敬陪末座，一言不发，还是李白注意到这个被人冷落的青年，见他风清骨俊、气宇不凡，就向旁人打听此人姓名，听说是杜甫，就主动端起酒杯走到杜甫面前，说：“让我借花献佛，向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作者杜子美敬上一杯酒。”一句话，令杜甫感动得几乎流泪，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渐流行。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酒比起来，茶的素洁清淡更能体现精神上的清雅脱俗。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只是真本已不见踪影，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画面上各有五人，分别是辩才和尚（左侧执挥尘坐于禅榻）、萧翼（坐辩才和尚对面的长凳上）、一名小僧人（在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辩才身后，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都有两名仆人正在专注地烹茶，这个烹茶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是没有的。其中，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正要搅动“茶汤”，旁边的童子则弯着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然后向宾主敬茶。

春光明媚、清风逐人的日子里，曾任左拾遗、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吕温与朋友们在一起修禊共饮，客人中有南阳邹子、高阳许侯，还有二三才子，所饮之物，也不再是曲水流觞里的酒水，而是以茶代酒，煎茶分酌，沫浮素杯，色如琥珀一般。吕温信手写下一纸《三月三日茶宴序》，成为流传千古的散文名篇，《全唐文》中，描写茶宴活动的文章，仅此一篇：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吕温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都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在唐代，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经非常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文人们通过“不令人醉，微觉清思”的品茗活动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心灵境界。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茶诗。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都写过许多茶诗。有学者指出，魏晋至南朝的急遽演变中，华夏道释儒开始融合，茶与主流文化开始融汇，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饮大步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于是，在皇皇大唐的风华中，茶从普通饮品升华为高雅与文化之饮，从解渴之物升华为哲学与艺术之饮。

（展览和展品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作者：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8日16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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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迈山保留延续了“林下茶”的传统种植方式，可以说是世界茶树种植的“活化石”。景迈山古茶林为全球留存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典型的早期茶林景观遗产。

景迈山传承的是中国云南特有的乔木型大叶种茶树制成的“普洱茶”。制茶是景迈山每位茶农的看家本领，是每个家庭世代传承的手艺。直至今日，景迈山茶农依然采用古法制茶。

中国作为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拥有众多著名历史茶园，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一些著名茶产地也被消费者如数家珍。今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座茶文化景观遗产。看似寂寂无闻的景迈山，何以脱颖而出？

将茶树发展成为可堪饮用的茶叶，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要义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认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先要了解它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条件。经过100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中国西南及邻近地区是世界茶树植物的自然起源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的景迈山就处在起源地的中心地带。

茶树的历史远比人类古老。在大约300万年前的第四冰川纪，全球气温下降，众多生物遭遇大规模灭绝。因横断山脉阻挡了北边的寒流，又有南边的海洋提供水汽，中国西南地区成为全球第三纪古老植物庇护所之一，茶树的祖先得以幸存。

数百万年以来，茶组植物进行着自然传播与演化，从中国西南到华南，经澜沧江、长江、西江等河流传播至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经多国学者的理论推演和调研实证，中国是栽培型茶树的原产地，今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源于中国南方的山茶科、山茶亚科、山茶族、山茶属、茶亚属、茶组植物物种及变种，以及它们之间杂交而成的品种。

中国人最早驯化栽培茶树的实物证据，是浙江余姚田螺山考古遗址出土的木材遗存。这些遗存为山茶属的同种树木，与栽培茶树的木材结构一致，而且诸多迹象表明这些树木系人为种植，表明6000多年前在浙江地区生活的先民已经人工栽培茶树。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茶叶残渣证明，生活在这里的西汉皇室已经形成饮茶习惯。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记载的“煎茶尽具”“武阳买茶”，说明当时在四川，茶叶已是比较普遍的商品。由此可知，早至汉代，中国西南及长江流域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茶树种植，茶叶具有药用、饮用和祭祀等功能，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人最早发现茶树并将其驯化，通过制茶技艺和饮茶风俗将茶树发展成为可堪饮用的茶叶，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林下茶”种植方式及其森林生态系统，直观体现了中国茶文化观念

与中国诸多历史悠久的茶产区相比，景迈山有何特殊？

晚唐樊绰《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是最早明确记录云南产茶历史的文献，说明云南不晚于9世纪已有茶树种植、茶叶制作和饮用。银生城当时的管辖范围包括哀牢山和澜沧江中下游地区，景迈山就在其中。

茶树成为一种经济作物，人工栽培形成大规模茶林或茶园，与茶产区茶农定居开发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景迈山不仅种茶历史悠久，尤为可贵的是种植茶树的族群没有改变。傣族、布朗族部落定居景迈山，在此繁衍生息历千年光阴，逐步形成芒景5个布朗族村寨和景迈4个傣族村寨，共约5000人。这9个村寨被5片古茶林所围绕，5片古茶林又被3片分隔防护林隔开，形成“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景观格局。

茶树是从森林走出来的植物，其天性决定了森林是它最适应的生长环境。而中国人在此过程中，认识茶树特性，对其进行选育培育，形成了从乔木—半乔木—灌木的性状演化，也形成了不同的茶园管理方式和不同特征的茶文化景观。景迈山最为难得的是保留延续了“林下茶”的传统种植方式，可以说是世界茶树种植的“活化石”。景迈山古茶林为全球留存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典型的早期茶林景观遗产。

根据布朗族口述历史，他们在迁徙途中发现野生茶树，无意中口嚼茶叶，却医治了染疫病的族人，遂决定在此定居，逐步建寨、开辟茶林。先民采集茶籽种植在森林，逐渐形成了景迈大叶种这一本地群体种，即由当地原生茶树自然繁育形成的混合品种。

为保证茶树的生长空间，先民选择性地砍伐觊觎茶树生存空间的植物，保留有益于茶树生长的高大乔木，以提供茶树喜爱的漫射光，茶树得以在灌木层形成优势群落。而草本层与枯枝落叶一起滋养着土壤，提供茶树生长所需的天然养分，林间的昆虫和鸟儿则保护茶树免受病虫害侵蚀。秋天茶籽成熟时，茶农种下新的茶籽，形成了小树、大树和古树共同生长、有机更新的古茶林。

景迈山“林下茶”传统种植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茶树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也成为孕育生物多样性的天堂。陆羽《茶经》对茶树种植环境的评价是“野者上，园者次”，而景迈山的“林下茶”种植方式无疑为“野者上”。漫步在景迈山古茶林，可以嗅到浓郁的森林气息，混合着泥土、草木的芳香。自然的菁华都被茶树吸收，成就了景迈山茶的独特风味。

茶，“人在草木间”，汉语的造字法传神地阐明了中国人对茶的理解。景迈山茶农所采用延续的“林下茶”种植方式及其森林生态系统，直观体现了中国茶文化观念。

茶叶贸易促进景迈山茶产业发展

景迈山传承的是中国云南特有的乔木型大叶种茶树制成的“普洱茶”。制茶是景迈山每位茶农的看家本领，是每个家庭世代传承的手艺。直至今日，景迈山茶农依然采用古法制茶，清晨去茶林采摘鲜叶，赶回家中将鲜叶置于竹席上，经过数小时的萎凋后，再用柴火铁锅进行炒青，使得茶本身的芳香物质得以很好地挥发出来。茶叶摊凉之后，就可以进行揉捻，揉捻不仅有利于茶多酚等物质的析出，也有利于制成外形漂亮的条索。之后就是将经过加工的鲜叶进行晒青，这是普洱茶制作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此工序也是“晒青毛茶”这个名称的来源。经过这几道工序制成的是初制茶，还需要进行筛选、拼配、蒸压、包装等精制工序。景迈山地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国家标准规定的保护区域内，茶农按照该标准规定生产制成的普洱茶，就可以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

景迈山的古茶林面积共有约1120公顷，促使茶农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进而形成“万亩古茶林”的，正是一定规模的茶叶贸易。景迈山因茶马古道与外界发生联系，向外联通的道路不仅带动了茶叶贸易，促进了茶林的开辟和管理，还给景迈山带来文化技艺和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等。中国茶叶通过各种商道源源不断地运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各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茶文化。

千百年来，在景迈山，每一棵茶树，都取自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片茶叶，都源自茶农的辛劳。景迈山成为中国第五十七处世界遗产，景迈山和普洱茶更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茶文化的一扇窗口。景迈山的保护传承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对当今世界探讨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为清华同衡遗产中心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4日07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